这样显然不妥当，而且容易形成对单身群体的歧视。

在已经出台的六部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中，通常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负责单位，由教育部门、妇女联合会（妇联）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但是这种分类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成本问题，即政府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前，需要对辖区内的家庭进行摸底调查。

问题是政府部门立法总会带有部门利益，如何超越这些利益，就需要一个超脱的第三方来进行。撤销监护人资格打破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自然关系，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因此在事态向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发展之前，公安、检察、民政、教育、妇联等有关部门应通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未成年人的其他近亲属提前发挥介入作用，发挥合力，帮助父母矫正不良行为，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重新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在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实务界对于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术界还没有将考核评估与家庭教育责任落实联系起来。如果将现有的各类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会发现与政府责任相关的议题都涉及到了。

三、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在立法规范上的表达 在学理上分析了政府承担家庭教育的具体形态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换为文本上的立法规范，又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家庭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家庭分担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郑成良教授的《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一文则从概念史的、学说史的角度，细密地梳理了专政概念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化，其梳理始于古罗马的专政官制度，而止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专政。

在1982年4月13日召开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彭真说道：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对此，有学者认为，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排他性的占有，即不让敌人成为主权者的构成部分，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力，在法律上的配套技术手段就是剥夺这部分人的政治权利。【6】参见[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3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8页。

在紧急情况下的拘留，至迟要在3日内得到批准，否则被拘留的人应当得到释放。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最起码的权利，其主体是人，而不限于政治上的人民。

（3）执政阶级对敌对阶级等施用的统治方法。【23】按照这里的用法，某一个阶级（或阶级联盟）掌握了政权，就称为这个阶级（或阶级联盟）的专政了。不像马列那样将专政理解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措施。进一步地，在具体情形中，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种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还必须接受宪法和宪法理论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明确性原则等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检验。

【36】这同工人阶级领导是同一个意思。而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考察制宪历史，可知制宪者同样也对专政一词采取这样的理解。另参见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31】 可见，无论是制宪者还是当时的学界，都并不像一些论者那样将专政理解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与民主【32】或法治或宪政【33】等相对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

【28】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03期。还有学者指出专政中‘专字原本就是垄断、排斥之意，参见程晨：《全面、准确地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兼论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5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2页。

这就排除了那种根据列宁主义传统将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释读为包含了对敌人的镇压和党的领导两个方面的复合结构，并认为后一个方面也不受法律约束【64】的观点。【16】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31】吴德峰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更恰当的理解是，民主不是对政权主体的规定，而是对政权主体如何运作政权的规定。【8】循此路径，笔者认为，在研究专政概念时，一切源于宪法外部的法政理论、政治口号、政治文件、政治或法律实践、领导人讲话、日常用语等材料，虽对全面理解专政概念有所助益，但却不能直接作为确定宪法中专政概念内涵的准据。这也是一种在法政学界学理上较为通用的语义，如前所述，郑成良教授在这一语义上使用专政一词。【18】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1.作为dictatorship对译的专政 专政一词用于指称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时，其中一种用法是作为dictatorship等西文名词的对译，指的是指以古罗马的古典专政官制度为起源的，以存在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为主要特征的特定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故难谓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完全先于法律的、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措施，亦难谓敌人在宪法上完全丧失了权利。

王光森：《依宪治国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形态的创新性建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与现行宪法第34条在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具体基本权利时作出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例外规定不同，前述规定位于宪法的总纲部分中。

而为了使这一宪法规范具有实效性，在法律上就必须存在相应机制，用以区分人民和非人民，并将非人民排除出政权之外。

质言之，根据现行宪法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主体范围上确实是限定的、排他的，但确保这种限定性的手段却又是为宪法所限定的。田家英在宪法草案座谈会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概念上是否相同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称两者概念是一致的，而不写专政则有两点原因：（1）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一书中说：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机关。关键词:  国体 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 一、问题之提出 专政在当代中国是法律理论、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也是直接体现于现行《宪法》文本上的概念。【51】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称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而称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对1975年宪法则只字未提。

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并且，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限于宪法明确规定的两种（而非政治上宽泛的敌人），其具体实施方式也须依照法律进行。

如前所述，在中文中专政一词带有政权的排他性占有的含义，当专政一词进入宪法中的国体条款时，就意味着根据这部宪法所建立的政权是一个限定性的政权，该政权并不向所有受宪法管辖者开放，而仅仅向作为政权主体的这部分人（在现行宪法下，即为人民）开放。【12】 然而，现代中文里专政一词的语义却更为复杂，并不仅仅相当于西文中的dictatorship，而有着多种可能的语义，【13】同一位作者使用的、甚至同一篇文章里出现的多个专政语词的含义都有可能不一样。

【55】周文中论及这一部分时直接指向的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但这种区别可同样适用于1954年《宪法》的规定。【3】参见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

专政的宏观语义也和作为dictatorship对译的中观语义有区别。【25】参见刘山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重现》，载《探索》2013年第3期。为了准确地界定宪法中的（而不是他处的）专政概念，所采用研究的材料，应当距离被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具有法效力的宪法文本越近越好而不是越远越好，故而有必要回归制宪过程及宪法文本本身。其次，过渡性的专政必须在限定的阶段内结束，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郑文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不应实行过渡性的革命专政。

与此相同，1954年前后的宪法学术界对专政问题的一般理解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国家本身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不专政的国家世界上是不存在的。【18】 2. 作为含义宽泛的贬义词使用的专政 西语中专政独裁是同一个词，即dictatorship，在20世纪20年代前，该词常作中性词甚至褒义词使用。

【54】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和人权成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３〕和平的维护依然是全人类的基本共识与根本诉求，也是联合国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只有遵守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宪法秩序，符合国际社会最基本的宪法共识，并对科学研究的自由进行合理限制，才能够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共同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这就要求国家的立法体系、政策制定、法律制度等，都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最终的目标，创造和平稳定安宁的国内环境。